翻翻配资重读轴心时代：孔子的话是对谁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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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轴心时代，也就是雅斯贝尔斯定义的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2世纪之间，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诸多思想经典，不管是印度的、伊朗的、希腊的、犹太的还是中国的，今天我们都有必要，也已经发展出一系列“技术手段”（比如梵汉、巴汉、藏汉对勘，或者希中对照），从完全不同的高度，对它们加以全盘的重新解读。

首先就是古代典籍的讲话对象问题。这里不说读者，因为大多数古代典籍原本并非书面著作，而是对弟子门人当面的传道、授业、解惑，后来才被弟子门人，更多是弟子门人的弟子门人、徒孙或者徒曾孙记录下来，加以整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又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和想法，而“层累”地形成的。

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1787，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那么最初的弟子门人有多少，是些什么人呢？耶稣是十二门徒，12个；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但真正能入门的，也就72个；佛陀最初不想弘法，因为他觉得大众听不懂，貌似听懂了但得不到最深的理解你可能更痛苦，后来被反复劝，有些想听的人太热情了，像饭圈粉丝一样，他不得不搞了小范围的说法，就几个人，渐渐变成教团，他在世时声誉日隆，极受推崇，但教团最多也就几百人，完全不是后来的大众宗教。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轴心时代最重要的思想摆脱了祭司阶层的秘传知识，但并不是一步跨到大众传播，而是精英小圈子的手把手的知识、思想传递。这些话是讲给最能懂、最不会误解、不会鸡汤化的人听的，即便如此，你读《论语》，还是不断会遇到孔子说这个弟子理解得肤浅，那个弟子理解得不够透彻。于丹那样的大众鸡汤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孔子是要讲给精选的弟子听，这些弟子“毕业”后去各诸侯国为官，是要去影响各国的公卿贵胄乃至国王的为人和治国方略的。看上去差不多的话，讲的对象不同，其真正的内容以及对内容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再比如苏格拉底翻翻配资，看上去是在街上随便拉个人探讨哲学、道德、宗教、政治问题，可是你仔细读读柏拉图那些对话录的篇名——柏拉图对话录很多是用苏格拉底的谈话对象的人名来做各篇篇名的——那些人大多数都是当时雅典或者希腊其他城邦有头有脸的人物，至少是他们“圈子”的成员。

所以读古代典籍一定要注意，轴心时代的大思想家们绝对不是在对大众讲你要怎样过日子，日子才能过得好，而是对少数肩负重任的精英说你们要具备怎样的知识和德行，才能正确地为人处世，才能给大众带来安康的生活。很多事情精英可以做，大众不能做——这不是一个价值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事实，因为在那个时代，精英有这么做所需要的资源，所需要的德行和勇气——就是希腊人说的arête，转写成拉丁文，以及后来的英文，就是virtue，可以翻译成“德性”，但绝对不是现在大众道德意义上的“伦理道德”。在古代，arête或virtue，乃至先秦中国人所说的“德”，包含着很大的“勇气”“血气”的成分，是一种贵族化的东西。你要有足够的勇气或血气，去和庸庸碌碌的东西斗争，才能实现精神上的飞跃，也才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都是庸众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尝试的事情。

我并不是在这里提倡精英主义，今日世界客观上已经是民众甚至民粹社会，传播方式已经下沉到抖音、快手的短视频和直播，精英主义基本上已经被团灭了，只是极少数人自娱自乐的玩意儿。但是完全从大众社会的视角去解读古代经典，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会完全曲解其本意。这是为什么我强调，如果你要真正理解轴心时代思想家的丰富和深刻，你必须有意识地让自己进入那个只有精英拥有话语权，拥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权力的时代，那些思想才显示出它们并非鸡汤，反而极负勇气和深度的本相。真正拥有未来的大众社会，不是要彻底“降解”掉这种深度，而是要让原先只有极少数人深刻理解的东西，逐渐能被更多人接受和运用。虽然在如今这个大数据和算法时代，这听上去近乎乌托邦，但起码让我们保留这一可能性吧。

当然，重读甚至全盘重读经典，历史上一直有人在做，从来没有断过，所谓“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通行意识形态的影响，做得比较肤浅，甚至只是利用重新诠释来为意识形态服务。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得比较彻底，真正有独创性。

比如戴震，清代最重要的汉学家。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不仅会真的面临杀头，而且往往株连九族，所以文人、思想家没法直接谈思想，只能转向朴学，也就是考据训诂之学，打着重新解读古代典籍的名义，来多多少少表达一些自己的想法。戴震就是打着恢复汉代儒学的旗号，说那才是儒家真精神所在，所以称“汉学”。其实当然也不是这样，汉代儒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是董仲舒他们搞的官方儒学、制度儒学甚至谶纬之学了。

戴震写过本很薄但是很重要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有点类似于对先秦儒家典籍的全盘重新解读。他把《孟子》里很多关键的字、概念，一个个拎出来，通过训诂和引经据典，把其含义变化的前因后果都呈现出来，核心是攻击朱熹的《四书集注》里对孟子的诠释根本是鸡汤，“理”不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天道”也不是那个意思，等等。这样就间接地表达了对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宋明道学的不满。

再比如海德格尔。2020年第一波疫情期间，我关在家里一个多月，重点读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巴门尼德》。这本书是他在二战期间，1942~1943学年，在海德堡大学的讲课稿。当时正是苏德战争在斯大林格勒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而海德格尔在大学里给学生讲了整整一学期巴门尼德——最重要的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之一，当然也是轴心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

海德格尔从巴门尼德留传下来的残篇中选了十行诗，大意是当其抵达真理女神所在的洞府时翻翻配资，女神对他所致的欢迎辞。就是这么一小段文字，海德格尔整整讲解了一个学期，最后整理成一本书，翻成中文有大概250页，非常详尽地解读了这十行哲理诗，涉及政治、军事、语言、历史、哲学方方面面，特别是“真理”概念在古希腊鲜活的原意，以及它怎么在后来拉丁化的过程中，伴随罗马帝国对世界的征服而转成僵化的对“正确”与“错误”的判定。这就使我们意识到，现在通常的思想史著作中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的残篇的阅读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是肤浅的。海德格尔的这种“细读”当然也有不少强行加入进去的自己的东西，但毕竟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视角，令我们有可能去接近古希腊思想家——以及轴心时代所有伟大的哲人们——那种“源头活水”的洞见。